其实，所有的交易都是中性的：为了赚钱，因此无所谓善意还是恶意。

按照这一逻辑，伯南克路线图的终点是央行直接向实体经济投放流动性，在实体经济中直接创造需求。【摘要：早在2002年，伯南克就为抗通胀给出了货币宽松的路线图：（1）降低短期利率。

但在我国，政府对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掌控力较强，银行对这两大部门的融资支持也很容易为政策所提升。大规模的PSL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实体经济增长还需观察，但很明显，过去几个月极低的短期利率推升了金融资产价格，导致更多资金进入金融市场追寻高收益，反而部分分流了实体经济资金面，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问题。而在本周，央行又向国开行进行了PSL操作，向其投放了万亿规模的长期资金。第二，在短期利率降到0之后，通过购买长期债券来压低长期利率。这样一来，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 通货紧缩 利率 。近期人民银行的货币宽松正沿着伯南克的路线图推进。而想找到合适的土地做垃圾掩埋，政府至少面临这样一些困境：离城市较近的土地寸土寸金，同时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令人厌恶的垃圾处理设施还要面临周边居民的抗议。

这个产业链的底层是拾荒和废品回收大军，通常由流动于城市的农村移民组成。在这个过程中，回收者通过劳动使得本已经零价值的垃圾重新具有了使用价值，使垃圾最终变成原材料，进入回收再造厂的手中。几个月后，运动成功致使垃圾焚烧厂停建和重新选址。与此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清洁、方便的观念，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生产的商品，如一次性的卫生巾、餐巾纸等。

有媒体和环保人士将这个大举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称为垃圾焚烧大跃进。老一代则看不惯年轻人的浪费，对他们而言，不再匮乏，绝对不是抛弃厉行节约、克勤克俭等美德的理由。

但有时候表面上相同的实践，实际上也可能出于对物质世界不同的理解和价值伦理观念。过去三十年，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民众的消费生活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消费品种类繁多，不断推陈出新。但无害化处理是一个技术的概念，它是时代性的、也是局限性的，实际上并不等同于彻底杜绝污染。城市化与垃圾围城 导演王久良的纪录片《垃圾围城》鲜明的道出了当前垃圾带给中国城市的治理困境。

而在广州某村，村民把垃圾当作肥料放入菜地，这些垃圾并非纯粹的有机肥，而是包括塑料包装等物的一般生活垃圾。一个菜农的回应则是：现在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了，环境变了，空气都污染了，你怎么说?。对于当前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的中国城市而言，垃圾围城牵涉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因为截止目前主要采取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填埋，其设施就会占据较大面积的土地。它通过生态循环，或者是一阵风，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

在中国，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同样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关。为何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受到青睐？首先，它能够最有效和快速的解决垃圾处理的问题，而且这项技术比较成熟，在欧洲和日本都已经有广泛使用的先例。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快，具有一种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特征，在几十年间，社会变迁更加迅速，相应的城市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也更为突出和集中。和这些陌生的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相比，令年轻人感到更加难以理解的，是老一代对于节约、节省的执着，以及积攒废物的那种略显固执的生活习惯。

对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的关注和控制，则从2001年参加国际POPs斯德哥尔摩公约开始8，也滞后于污染物本身的生产。在个体和家庭的层面，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我们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当中，听到在美国跨越两个世纪的垃圾故事。而在刺激内需、电器下乡，结婚要有房和车等梦想口号的感召下，更多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而刺激消费也意味着刺激丢弃。该事件被媒体披露后一时引起轰动，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已经堪忧，现在又增加了垃圾菜的新问题，但报道却也引起了村民反感：蔬菜销售不出去，农民无法维持生计。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同样被卷进消费社会，垃圾的内容和数量与毛时代相比都已经发生巨变，但垃圾一直以最古老和原始方法被处理，学者赖立里曾观察到：在家里，农村居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现代化，和城市居民一样消费着工业带来的商品，但是在室外，大量垃圾处理却还处于前现代阶段：直接丢弃到自然中，道边、河流里遍布垃圾的景象十分常见没有垃圾的未来听起来似乎过于理想，各种具体做法的环境成本收益以及市场成本收益尚需要精细的计算和考量，不同国家、地域、阶层、世代的社会群体乃至物种的利益也需要加以保障与平衡。

无论如何，这场抗议成功的把垃圾问题带入公众的视野，2011年，广州新任市长上任，他将解决广州垃圾围城问题定为自己任期内的一个工作重点，甚至戏称自己为垃圾市长，开始探索在广州推行垃圾分类和计量收费的可能。垃圾为什么会造成污染？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什么是环境科学中所说的无害化处理技术，它指的是在处理过程中通过技术控制垃圾的污染，科学填埋、卫生填埋和无害化焚烧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些方法。

笔者走访此村时，发现田间地头可见废旧电池、塑料制品等生活垃圾，农民们也并没有马上撤走农田里的垃圾肥堆。事实上，这场胜利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复制值得追问，邻避运动本身能否解决垃圾围城的困境也值得反思。

繁多的商品还带来多种包装物，它们则在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从商品到垃圾的转变。在个体和家庭的层面，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我们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当中，听到在美国跨越两个世纪的垃圾故事。

目前，全球的垃圾处理普遍以无害化处理为标准，这是一种对垃圾现代化的、科技化的处理方式，包括对垃圾的收集（垃圾桶设置、垃圾中转站）、运输（特殊运输工具、运输路线）以及终端的处理（卫生填埋场、焚烧厂）。面对垃圾围城，各个城市无地可用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开始将目光投向新兴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他们有的直接从垃圾里面捡拾、挑选，有的从居民手中收购，经过简单的分类处理和累积后售卖给规模更大的回收网站，而回收网站会再累积、转卖给更大规模的回收中心。露天垃圾焚烧，还是目前被公众和媒体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雾霾问题的一个污染源。

这个产业链的底层是拾荒和废品回收大军，通常由流动于城市的农村移民组成。然而垃圾并不会随着丢弃而消失，它是发展的、消费的、洁净的、便利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另一面。

转型中国的垃圾生活史 美国学者Susan Strasser在其著作《废物与需要：垃圾的社会历史》4当中，书写了英、美的垃圾历史。她指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垃圾是个相当晚近的范畴，垃圾及其有关的生活实践、处理方法、法律和规定，都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

滞后的垃圾管理和处理水平，只是导致垃圾围城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代中国高速的城市化和新兴的房地产市场。2009年，广州番禺爆发的一场反对垃圾焚烧规划的抗议持续成为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环保部报告， 2001年，政府才开始调查和监测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处理厂。在北京，来自四川巴中仪陇、河南固始的拾荒者、收废品人从1990年代起就陆续来到北京，很多人已经来京二十多年了，然而除了有限的几个老乡之外，他们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坐过地铁，没有进过市区。此外，拾荒者们还要承受因为每天跟垃圾打交道而带来的污名化和歧视。当然，对目标的实现，甚至接近都并非易事。

当然，节约还有一个显著的理由就是节约开支。有媒体和环保人士将这个大举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称为垃圾焚烧大跃进。

一方面，这种全球性的概念，还需要在地化，根据本国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情况做出调适。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2年)》和《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2年)》，2012年中国城市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4.83%，县城（不包括农村其它地区）的无害化处理率为53.97%。

如果这个公共设施是城市必需的，那么不建在我家后院，就不得不建在你家后院，尤其可能是那些比我更弱势的人家后院。对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的关注和控制，则从2001年参加国际POPs斯德哥尔摩公约开始8，也滞后于污染物本身的生产。